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(jìzhě)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(zhōngwén)：青岛廿五年七月(qīyuè)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(cǎi)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(zòng)肋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标本(biāoběn)。
在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(lìng)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熟悉：施昕(shīxīn)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(de)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，同样，也(yě)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(běncì)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来自施昕(shīxīn)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(shí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(wǒmen)放“僵尸(jiāngshī)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(jiàogōnglù)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(wénhuà)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(jiācéng)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(shì)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(měiyuàn)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(yīfú)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），有达尔文(dáěrwén)。
一楼大厅进门(jìnmén)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(měinián)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画像前鞠躬(jūgōng)祭奠。
她站在边上(biānshàng)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(zhègè)油画里的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(zhǐ)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(hòulái)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(tóngnián)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(kāipì)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(tā)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(jiào)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(zhe)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(de)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(zhèjiàn)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(móxíng)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(le)第一届(dìyījiè)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(èr)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(gōng)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(chénglì)，首任馆长陈屺怀(chénqǐhuái)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正在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(yuè)(yuè)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(de)科学研究(yánjiū)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的(de)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(chénqǐhuái)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(chéngwéi)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鲸(jīng)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(chénlièshì)都搞不起来，董聿茂决心(juéxīn)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(de)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(dòng)、植物(zhíwù)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(jìn)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(dì)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(jīnnián)92岁(suì)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(dàxīběi)采集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(nián)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(wèiwèi)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(chénglì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当选为(wèi)第一届理事(lǐshì)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(cángpǐn)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(cǎijí)制作的许多珍贵(zhēnguì)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(zàiyě)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(zhěnglǐ)员施昕更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(xiàoqū)，要(yào)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(jīngwèi)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(xīhú)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(yītiān)的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，是让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(sōují)的石器(shíqì)后，觉得太熟悉(shúxī)了，在(zài)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(yǐgàn)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(yào)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(chéngzi)崖》一书，又(yòu)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(yíwù)出土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(dǒngyùmào)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(de)(de)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(bówùguǎn)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(huángyánxiàn)征集柑桔标本(biāoběn)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(de)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(chǎngshí)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(yīpiān)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(kēyán)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(guīdìng)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(cǎijué)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(gèng)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(xún)山东麓以及(yǐjí)长明桥钟家村等(děng)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(bìngqiě)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(tā)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(jiāogěi)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(fángbèi)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(zuò)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(wēixiǎn)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(guǎn)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(xǔshào)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(dì)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(fànshì)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(ná)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(hé)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(dàijìn)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(jiānchí)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(zhànhuǒ)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(yǐjīng)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(juébùnéng)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(jīngshén)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(jìcún)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(hé)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(le)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(yǒu)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(kàndào)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(miǎnqiǎng)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(jiù)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(zhe)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(bōkuǎn)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(gǎozi)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(bùtōng)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(ràodào)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(fùyìn)。同时，又委托(wěituō)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(shīxīn)更的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(jīhū)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考古报告(bàogào)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(chūbǎn)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(hòu)，拒绝(jùjué)在敌伪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唯一女性，就是(jiùshì)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(xiànzài)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(zài)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(liúxiàlái)，只能(zhǐnéng)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(dānrèn)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(juǎnshǒuyǔ)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(děngdài)再次(zàicì)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(yuè)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(de)施昕更(gèng)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(guòchéng)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(de)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(tā)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(nián)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(yóuhuà)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(hòulái)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(xiànzài)专攻自然(zìrán)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(dǒngyùmào)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(dōu)是(shì)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(jìlù)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(ménlèi)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(huīfù)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(bìyè)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(nàshí)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(huìzhì)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(tā)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(wáng)向东，是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(tā)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(zhèzhāng)照片，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实验室，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(jìnshìyǎnjìng)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(sì)请才肯出来(kěnchūlái)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(shàng)挂着莱卡(láikǎ)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(yán)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(shèbèi)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(huàndēngjī)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(dǒngzhènyī)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(yījí)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(zhōngxué)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(èrjí)工资。
故事未完，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(jìzhě)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(zhōngwén)：青岛廿五年七月(qīyuè)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(cǎi)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(zòng)肋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标本(biāoběn)。
在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(lìng)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熟悉：施昕(shīxīn)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(de)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，同样，也(yě)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(běncì)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来自施昕(shīxīn)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(shí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(wǒmen)放“僵尸(jiāngshī)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(jiàogōnglù)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(wénhuà)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(jiācéng)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(shì)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(měiyuàn)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(yīfú)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），有达尔文(dáěrwén)。
一楼大厅进门(jìnmén)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(měinián)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画像前鞠躬(jūgōng)祭奠。
她站在边上(biānshàng)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(zhègè)油画里的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(zhǐ)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(hòulái)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(tóngnián)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(kāipì)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(tā)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(jiào)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(zhe)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(de)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(zhèjiàn)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(móxíng)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(le)第一届(dìyījiè)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(èr)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(gōng)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(chénglì)，首任馆长陈屺怀(chénqǐhuái)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正在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(yuè)(yuè)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(de)科学研究(yánjiū)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的(de)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(chénqǐhuái)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(chéngwéi)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鲸(jīng)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(chénlièshì)都搞不起来，董聿茂决心(juéxīn)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(de)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(dòng)、植物(zhíwù)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(jìn)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(dì)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(jīnnián)92岁(suì)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(dàxīběi)采集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(nián)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(wèiwèi)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(chénglì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当选为(wèi)第一届理事(lǐshì)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(cángpǐn)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(cǎijí)制作的许多珍贵(zhēnguì)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(zàiyě)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(zhěnglǐ)员施昕更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(xiàoqū)，要(yào)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(jīngwèi)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(xīhú)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(yītiān)的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，是让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(sōují)的石器(shíqì)后，觉得太熟悉(shúxī)了，在(zài)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(yǐgàn)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(yào)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(chéngzi)崖》一书，又(yòu)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(yíwù)出土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(dǒngyùmào)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(de)(de)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(bówùguǎn)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(huángyánxiàn)征集柑桔标本(biāoběn)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(de)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(chǎngshí)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(yīpiān)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(kēyán)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(guīdìng)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(cǎijué)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(gèng)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(xún)山东麓以及(yǐjí)长明桥钟家村等(děng)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(bìngqiě)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(tā)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(jiāogěi)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(fángbèi)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(zuò)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(wēixiǎn)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(guǎn)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(xǔshào)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(dì)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(fànshì)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(ná)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(hé)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(dàijìn)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(jiānchí)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(zhànhuǒ)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(yǐjīng)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(juébùnéng)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(jīngshén)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(jìcún)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(hé)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(le)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(yǒu)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(kàndào)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(miǎnqiǎng)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(jiù)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(zhe)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(bōkuǎn)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(gǎozi)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(bùtōng)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(ràodào)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(fùyìn)。同时，又委托(wěituō)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(shīxīn)更的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(jīhū)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考古报告(bàogào)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(chūbǎn)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(hòu)，拒绝(jùjué)在敌伪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唯一女性，就是(jiùshì)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(xiànzài)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(zài)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(liúxiàlái)，只能(zhǐnéng)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(dānrèn)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(juǎnshǒuyǔ)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(děngdài)再次(zàicì)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(yuè)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(de)施昕更(gèng)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(guòchéng)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(de)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(tā)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(nián)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(yóuhuà)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(hòulái)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(xiànzài)专攻自然(zìrán)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(dǒngyùmào)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(dōu)是(shì)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(jìlù)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(ménlèi)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(huīfù)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(bìyè)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(nàshí)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(huìzhì)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(tā)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(wáng)向东，是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(tā)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(zhèzhāng)照片，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实验室，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(jìnshìyǎnjìng)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(sì)请才肯出来(kěnchūlái)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(shàng)挂着莱卡(láikǎ)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(yán)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(shèbèi)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(huàndēngjī)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(dǒngzhènyī)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(yījí)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(zhōngxué)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(èrjí)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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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（以下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(le)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(lìng)两件“日本大鲵”的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的人，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熟悉：施昕(shīxīn)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(gè)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(de)这天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，同样，也(yě)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支持，就(jiù)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，在本次(běncì)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来自施昕(shīxīn)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(shí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不(bù)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，我去档案室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如何(rúhé)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(wǒmen)放“僵尸(jiāngshī)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(jiàogōnglù)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(wénhuà)广场(guǎngchǎng)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(jiācéng)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(shì)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油画，请中国美院(měiyuàn)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(yīfú)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），有达尔文(dáěrwén)。
一楼大厅进门(jìnmén)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(měinián)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画像前鞠躬(jūgōng)祭奠。
她站在边上(biānshàng)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(zhègè)油画里的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(zhǐ)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(hòulái)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(tóngnián)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(kāipì)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(tā)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(jiào)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(zhe)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(de)最初知识，就来自这件(zhèjiàn)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(móxíng)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(le)第一届(dìyījiè)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(èr)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，供(gōng)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(xīhú)博物馆成立(chénglì)，首任馆长陈屺怀(chénqǐhuái)，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正在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(yuè)(yuè)，他获得京都帝国大(dà)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(de)科学研究(yánjiū)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的(de)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(chénqǐhuái)的邀请，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(chéngwéi)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鲸(jīng)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(chénlièshì)都搞不起来，董聿茂决心(juéxīn)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(de)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(dòng)、植物(zhíwù)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近(jìn)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地(dì)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(jīnnián)92岁(suì)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(dàxīběi)采集标本，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，活的，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(nián)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(jǐnkào)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(bùgòu)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C位为(wèiwèi)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(chénglì)，董聿茂先生(xiānshēng)当选为(wèi)第一届理事(lǐshì)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(cángpǐn)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(cǎijí)制作的许多珍贵(zhēnguì)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(zàiyě)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，我们看到了(le)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(zhěnglǐ)员施昕更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(xiàoqū)，要(yào)建造杭州第一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(jīngwèi)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(xīhú)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(yītiān)的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，是让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(sōují)的石器(shíqì)后，觉得太熟悉(shúxī)了，在(zài)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(yǐgàn)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，你要(yào)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(dǒng)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《城子(chéngzi)崖》一书，又(yòu)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(yíwù)出土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(yígè)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。”董聿茂(dǒngyùmào)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(de)(de)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(bówùguǎn)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(huángyánxiàn)征集柑桔标本(biāoběn)，半个月前，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(de)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(chǎngshí)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(yīpiān)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(kēyán)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(gǔwù)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(guīdìng)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(cǎijué)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20日，施昕更(gèng)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(xún)山东麓以及(yǐjí)长明桥钟家村等(děng)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(bìngqiě)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(tā)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完了《良渚》报告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(jiāogěi)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(gōngsī)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(fángbèi)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(zuò)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(wēixiǎn)。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(guǎn)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(xǔshào)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(dì)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(fànshì)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(ná)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(hé)标本先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(dàijìn)。
而此时(cǐshí)，《良渚》报告还在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(jiānchí)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(zhànhuǒ)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(yǐjīng)制好的图片锌板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(juébùnéng)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(jīngshén)，在烽火连天(fēnghuǒliántiān)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(jìcún)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(hé)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(dǒngyùmàodài)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(le)兰溪。一开始，博物馆有(yǒu)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(kàndào)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。
但是，战事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(miǎnqiǎng)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(jiù)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(zhe)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，要求拨款(bōkuǎn)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(gǎozi)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(bùtōng)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，绕道(ràodào)温州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(fùyìn)。同时，又委托(wěituō)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(shīxīn)更的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活动几乎(jīhū)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考古报告(bàogào)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(chūbǎn)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(hòu)，拒绝(jùjué)在敌伪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唯一女性，就是(jiùshì)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(xiànzài)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(zài)度被迫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(liúxiàlái)，只能(zhǐnéng)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投笔从戎，担任(dānrèn)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(yīkè)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冥想着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(de)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(juǎnshǒuyǔ)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(děngdài)再次(zàicì)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(yuè)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(qùshì)，年仅 28 岁， 遗有一妻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(shīyìliáng)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《我所知道的(de)施昕更(gèng)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(guòchéng)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(de)联系方式，采访那天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(tā)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(nián)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(yóuhuà)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(hòulái)进入自博工作，现在(xiànzài)专攻自然(zìrán)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(dǒngyùmào) 布面油彩(yóucǎi)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(dōu)是(shì)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(jìlù)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(ménlèi)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(huīfù)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(bìyè)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(nàshí)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(huìzhì)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(tā)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(wáng)向东，是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，以及他(tā)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(zhèzhāng)照片，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实验室，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(jìnshìyǎnjìng)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(sì)请才肯出来(kěnchūlái)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(shàng)挂着莱卡(láikǎ)相机，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(yán)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(shèbèi)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(huàndēngjī)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(dǒngzhènyī)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(yījí)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(zhōngxué)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(èrjí)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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